2023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有近260万人报名过审，同比上涨25%，通过资格审查人数与录用计划数之比达到70:1，如高考一般“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赶考场景再现于大学生的就业路上。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张广利与其博士生何海清撰文分析称，在后疫情时代的风险透镜下，高风险中的高淘汰率直接表现为裁员、失业与降薪，现代生活的脆弱性与趋向保守与传统的职业观念耦合，社会心态的动摇使青年的“体制内信仰”愈发强烈，在加班文化、中年失业、竞争激烈、收入不稳定、工作不稳定、“996”、“35岁就失业”的畸形就业市场映衬下，公共事业部门因其福利好、稳定性高成为青年心中的“模范雇主”。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体制所副所长、研究员张家勇表示，“考公热”愈演愈烈，是三年疫情背景下职业选择走向的阶段性特征。在疫情肆虐的日子里，体制内工作稳定可靠的优势凸显。
对备考人员而言，扩招意味着更大的“上岸”希望，但在不少专家看来，一个越来越庞大的财政供养群体，长远来看并非好事。
张家勇坦言，“绝大部分大学毕业生将体制内工作作为首选或单选，既不现实也不正常。体制内工作岗位数量毕竟有限，财政供养能力不是无限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更多‘生利者’而非‘食利者’。”
江南大学副教授、教育政策博士田贤鹏也提到同样观点，“体制内能够提供的岗位数量是有限的，如此大规模的大学毕业生报名涌入势必会加剧进入体制内工作岗位的内卷化竞争。”
而在上海市委党校副教授杨国庆看来，在中国经济社会当前的发展背景下，青年人的这种选择是合理的。
“青年人涌入体制，既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加大，也反映出体制的重要性和吸引力在增加。”杨国庆对记者分析称，“如果说下海和创业活动带动了中国经济社会活力的话，进体制和考公取向则体现出国家对社会经济的整合能力在加强。提升整合能力是中国面对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加剧的必然选择。当前，中国在强调发展的同时更加突出安全，在强调开放的同时更加注重自立自强。青年人竞相涌入体制，参与国家和地方公共事务管理，符合当前国家需要和关注重点，放在时代和国际背景下这种选择是合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