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什么喜欢昆德拉？
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米兰·昆德拉的作品就被译介到中国，并掀起了一波翻译、阅读、模仿、崇拜的热潮。尤其是他著名的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成了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精神之书”。莫言、余华、王安忆、毕飞宇这些日后的大作家都曾是昆德拉的忠实读者。进入21世纪，中文世界对于昆德拉的热情不减，今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再度推出了米兰·昆德拉作品的新版本，以及昆德拉的首部图文传记《寻找米兰·昆德拉》。
在文学世界里，昆德拉的小说和对虚构艺术的分析（诸如《小说的艺术》）无限向全球读者敞开怀抱，在一波波的或喜爱或批判的声音中不断焕发着新的前瞻性与生命力；而在现实世界中，昆德拉不爱拍照片，也很少抛头露面，他几乎将自己的生活完全隐藏起来，做一个沉默而神秘的“文学隐士”……
余中先：上世纪80年代，我在《世界文学》做编辑，通过法国的一些材料知道捷克有那么一个作家，他最重要的作品《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不朽》在《世界文学》也做了报道。1993年我关注到他新出了一本随笔《被背叛的遗嘱》，当时选了一点翻译出来在杂志上刊登。后来想出单行本，结果找到代理人——米兰的太太薇拉，薇拉说中国的版本已经卖出去了，具体是怎么回事我们当时也不知道，我的译本没有出版的可能，事情就拖下来了。
到2001还是2002年，上海译文出版社买下了昆德拉作品的版权，我就毛遂自荐，一拍即合，2003年出版了《被背叛的遗嘱》。后来我有机会去法国，带着书到了巴黎，昆德拉表示愿意见我，于是2003年7月真正见到了昆德拉本人和他的太太。我记得我们聊了很多——捷克文学、昆德拉、他的译本……
昆德拉会做检查译文的工作，他说其中有一段你怎么处理的？正好我带了法文原文，翻到某一个地方，他问你是怎么译的。昆德拉对自己作品的译本比较苛刻，那一段后来去掉了，我就说上海译文出版社已经跟我们说明了这一段去掉、换上哪一段，给我的印象比较深。
许钧：昆德拉1975年到法国，去的城市是雷恩，在雷恩第二大学文学院，我1976年去那里留学。那个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昆德拉，他就在我身边，只是我不知道。到1988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出版，我的几个作家朋友都在传这本书，他们觉得书的写法有点特别。我自己也发现很多人都在谈昆德拉，有哲学家、文学家、比较文学家，还有很多搞理论的人，好像所有人都在关注昆德拉，但每个人只看到了他的一面。
2002年赵武平来找我翻译昆德拉。我当时没有答应，后来找来法文本、英文本以及韩少功翻译的中文本，读下来发现有一定的翻译空间。我出于一个翻译人的直觉和欲望，觉得从翻译的角度，我可以拿出一个不同的昆德拉，或者说是不同于韩少功翻译的昆德拉。慢慢地，我喜欢上了这位作家。
我觉得昆德拉是个特别有个性的作家，一个有个性的作家，他能阐释的空间就特别大；阐释空间一大，读者参与的可能性就越大。我觉得昆德拉是需要在阅读中不断去打开空间的一个作家，因为他探讨的主题是“存在”，而“存在”与每一个人休戚相关，当读者把“我”投射进他的作品时，就有可能产生一种共鸣。
董强：我纯粹是“撞”上了昆德拉。我有一张照片，背景是我跟昆德拉上课的地方，在高等社会科学院，我在其中一间，昆德拉住在旁边的楼里。我在这里上课，甚至去他家上课。昆德拉对我来说是一种“活生生的相遇”。
我曾经想过写篇文章，题目都想好了，叫《不跟昆德拉照相》。我没有昆德拉的照片，很多人可能觉得不可思议。我回国的时候就有人说，董强怎么可能是昆德拉的学生，他有没有证据啊，现在无图无真相。我一直尊重昆德拉，他的照片基本都是他的夫人照的，他不让别人照相。有一次我去拜会他，有国内记者跟我说，你能不能偷偷跟他照张相，肯定很火，我当时就想写一篇文章——不跟昆德拉照相。
我真正喜欢上昆德拉不是在跟他读书的时候，因为那会儿太近了。我真正喜欢昆德拉是在回国后，越来越能理解昆德拉作为一个捷克人到了法国以后的心情，以及他当时为什么不回捷克，直到前一阵他为什么突然接受了捷克给他的国籍等等。有时候人生的阅历能帮你认识一个作家。做外国文学，最大的问题是怕你只认几个作家，要对同时代作家的历史、整个发展有了解，你才能够搞好外国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