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直接受害人的被霸凌少年，是否也在调解介入后充分表达了意见？《民法典》对于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八周岁以上未成年人，也同样尊重和保障其“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
少年在遭遇非人霸凌后，接受道歉、选择和解甚至获得赔偿，是否可以看作是一种纯获利的民事行为？受害人的意愿是否在此项和解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尊重？还是说，最终落到受害人头上的，只是专业人士的一番心理疏导？
作为调解主持方的当地有关部门，应当在最大限度保护未成年人隐私的前提下，尽可能详细地披露调解全程细节，包括具体的调解时间、地方和方式。
哪怕是可能尚不足以追究严重法律责任的治安个案，调解手段的介入也并不意味着纠纷解决渠道的唯一性。调解可以，也要允许调解不成功。
特别警惕对霸凌行为的处置过程，由于程序的不透明和对特定结果的某种强烈追求，导致客观上对受害者一方的另一次权力霸凌。
和解不该只是双方家长的事，更不能成为一种被迫不得不选择的纠纷化解路径。官方通报一发，不一定就所有疑虑顷刻间顿消，要允许社会各方在持续的表达和互动中最终达成法治共识。“被逼吃屎”事件是怎么和解的，介休警方就不妨进一步通过以案释法来回应公众关切。
